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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导言（第8页）

（二）《立政篇》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立政九败解》说“兼爱”

道：“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人国如吾国。

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

这明指墨子的学说，远在管仲以后了（《法法篇》亦有求废兵之语）。

（三）《左传》纪子产铸刑书（西历前536年），叔向极力反对。

过了二十几年，晋国也作刑鼎、铸刑书，孔子也极不赞成（西历前513年）。

这都在管仲死后一百多年。

若管仲生时已有了那样完备的法治学说，何以百余年后，贤如叔向、孔子，竟无一毫法治观念（或言孔子论晋铸刑鼎一段，不很可靠。

但叔向谏子产书，决不是后人能假造的）？何以子产答叔向书，也只能说“吾以救世而已”

？为什么不能利用百余年前已发挥尽致的法治学说？这可见《管子》书中的法治学说，乃是战国末年的出产物，绝不是管仲时代所能突然发生的。

全书的文法笔势也都不是老子、孔子以前能产生的。

即以论法治诸篇看来，如《法法篇》两次说“《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

。

可见是后人伪作的了。

《管子》一书既不是真书，若用作管仲时代的哲学史料，便生出上文所说的三弊：（1）管仲本无这些学说，今说他有，便是张冠李戴，便是无中生有。

（2）老子之前，忽然有《心术》《白心》诸篇那样详细的道家学说；孟子、荀子之前数百年，忽然有《内业》那样深密的儒家心理学；法家之前数百年，忽然有《法法》《明法》《禁藏》诸篇那样发达的法治主义。

若果然如此，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

（3）管仲生当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样规模广大的哲学。

这与老子以后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完全不合。

故认《管子》为真书，便把诸子学直接间接的渊源系统一齐推翻。

以上用《管子》作例，表示史料的不可不审定。

读古书的人，须知古书有种种作伪的理由。

第一，有一种人实有一种主张，却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轻，不见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

《庄子》所说的“重言”

即是这一种借重古人的主张。

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

，极有道理。

古人言必称尧舜，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尧舜的时代。

即如《黄帝内经》假托黄帝，《周髀算经》假托周公，都是这个道理。

韩非说得好：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

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

正为古人死无对证，故人多可随意托古改制。

这是作伪书的第一类。

第二，有一种人为了钱财，有意伪作古书。

试看汉代求遗书的令和诸王贵族求遗书的竞争心，便知作假书在当时定可发财。

这一类造假书的，与造假古董的同一样心理。

他们为的是钱，故东拉西扯，篇幅越多，越可多卖钱。

故《管子》《晏子春秋》诸书，篇幅都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