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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古代哲学之中绝（第4页）

又说：“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这就是信仰知识的精神（看第八篇第三章）。

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

庄子以为天下本没有一定的是非，“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

因此他便走入极端的怀疑主义，以为人生有限而知识无穷，用有限的人生去求无穷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

况且万物无时不变，无时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已变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为不是了；今人的是，将来或者又变为不是了。

所以庄子说，我又如何知道我所知的当真不是“不知”

呢？又如何知道我所不知的或者倒是真“知”

呢？这就是怀疑的名学。

有了这种态度，便可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一齐都打消了。

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使民无知无欲”

的学说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

的学说，自然更容易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

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

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

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

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自从这种怀疑主义出世以后，人人以“不谴是非”

为高尚，如何还有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呢？

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

这两种都带有救正怀疑主义的意味。

他们的宗旨都在于寻出一种标准，可作为是非的准则。

如今且先说功用主义。

我从前论墨子的应用主义时，曾引墨子自己的话，下应用主义的界说，如下：

言足以迁行者，常之。

不足以迁行者，勿常。

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贵义篇》《耕柱篇》）

这是说，凡理论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

这是墨家的应用主义。

后来科学渐渐发达，学理的研究越进越高深，于是有坚白同异的研究，有时间空间的研究。

这些问题，在平常人眼里，觉得是最没有实用的诡辩。

所以后来发生的功用主义，一方面是要挽救怀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的科学家与哲学家。

如《荀子·儒效篇》说：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施通移），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