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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政治制度与确立政治自由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第3页）

民主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人民完全不具备参与各种事务讨论的能力，而这恰恰是代表的长处。

代表既然接受了选举，就等于接受了选民的委托，说出来的话就要深得人民的心声。

然而，代表却要清楚自己接受的是整体委托，而不是要具体到每一件事，就像德意志议会那样。

否则，每个代表都将成为其他代表的主人，没有效率可言，一个代表出尔反尔，全国人民委托的事情都将受到影响。

西德尼[397]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好：议员如果代表的是一群人民，他们就应向他们所代表的人民汇报，就像荷兰那样；如果像在英国那样，代表的是市镇，那就不是一回事了。

各个地区的公民，除了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根本就没有个人意愿的、卑贱的人之外，都应有投票选举代表的权利。

一味地赋予人民有权通过某项需要付诸行动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的决议的权利，是古代共和国一大缺点，殊不知，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更适合他们能力的、唯一能做的，便是认真挑选为自己参与治国的代表。

因为，人们往往都是不知道其他人的具体能力，却知道谁确实比其他人更有能力。

参与立法或监督已经制定的法律是否得到执行，才是代表机构的能力所在，可以说，也只有它能做好，但它却不能完成做出某项需要付诸行动的决议的事情，所以，代表机构应该以前者为理由选出，而不是后者。

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都有一些鹤立鸡群的人，或因出身，或因财富，或因荣誉。

对于这些人，应该让他们的优势在他们参与立法的程度中有所体现。

否则，如果只让他们做个选民，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在他们眼里与平民百姓相提并论是对自己尊严的一种伤害，更是对他们荣誉的削减。

可以把这些人组成一个集团，就像平民有权遏制这类人侵犯一样，赋予这个集团遏制平民侵犯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并不与人人享有的自由相矛盾。

也就是说，立法权不应是哪个集团的专属权，不论是贵族集团，或人民慎重选举的代表人民的集团，而应该是两个集团合掌，各抒观点，共同研商，以找到维护双方利益的交汇点。

在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中，司法权可以不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不存在的。

而要立法与行政两种权力逐渐统一，并体现出宽和，就需要一种力量从中调节，立法机构中的贵族集团便是最好的选择。

贵族集团由于其性质原因，通常是世袭，而保持这种特权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

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必将是危机四伏的，因为这些特权正是自由最大的阻碍。

世袭是一种极具诱惑的力量，由于它的存在，人可能会被私利冲昏头脑，从而把人民的利益抛至脑后，所以，这股世袭力量在征收银钱之类太容易腐蚀人心的事情上，只能有否决权，而不能有创议权。

创议权，在这里是指提出一项法案，或对他人所提法案进行修改的权力。

否决权则是说，像曾经的罗马执政官那样，否定他人所提出的决议的权力。

从否决权中衍生出一种赞同权，这种权力只能表明自己不使用否决权。

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否决权和赞同权。

由于政府部门每天甚至每刻都可能有马上做出决定的事情，所以，由君主一人来执掌要比多人管理更容易做出快速反应。

相反，隶属于立法权的事务多人共理要比一人独断更合理。

如果君主不存在，而由立法机构选举出来的那些人执掌行政，那掌管两个机构的是同一批人，既是一个机构，又是两个机构，很可能会不合时宜地分成两个机构，或合成一个机构，那么，自由就无从谈起了。

如果立法机构太长时间不在一起商讨事宜，要么国家因立法机构的决议不复存在而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么行政机构因事事自己做出决议而拥有绝对权力。

两种情况发生其一，自由便无从谈起。

如果立法机构一年到头都聚在一起开会，不仅会造成代表们的不方便，行政机构还会因此投入过多精力，这样一来，行政机构会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保护自己的特权与所拥有的行政权上，而不思考怎么去执行。

另外，立法机构也不可聚集会合过于频繁，这样的结果，极有可能只是除老议员故去留下的空缺得以由新议员填补外，再无其他建树。

如果有一天立法机构出现腐败现象，将无药可救。

如果立法机构是多个前后相继的，那就不一样了，这届不行了还有下届，人民总有个希望。

可是就这一个立法机构，真有一天腐败了，人民也就没什么指望了，有的只是对它所立之法充满愤怒与敌对，再不然就是漠不关心。

对于一个机构来说，只有在其成员聚齐时才被认为具有意志，所以，立法机构的聚集会合也不应该是自己做决定的。

另外，参与集会必须是全体成员，否则，谁是真正的立法机构？是参与集会的人，还是没有参与集会的人？没人能够说得清楚。

还有，立法机构自己不能有决定休会的权力，否则，极有可能使它就根本不存在休会期。

如果它对行政权有不轨企图，那将是件很危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