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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体系与法兰克君主制发生重大变革之间有何关联（第16页）

不过，有些国家建立的时间晚于采地永久化的时间，那里的女性就可以成为采地继承人，像诺曼底失陷之后才被建成的国家，位于日耳曼尼亚境外、近代随着基督教的建立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重生的国家，就属于此类。

在采地可以被收回的那段时间，未成年人因为无法为采地征税，而无法成为采地的所有者。

不过，当采地变成永久性的，领主为了提高收入，为了让尚未长大的继承人在战斗的环境中成长起来，通常不会在继承人尚未长大时将采地交给他[2093]。

习惯法中的幼年贵族监护权指的就是这个，它和普通监护权所遵循的原则完全不同。

在采地只能持有一代时，为了获得采地，人们选择交出自己的土地，就像现在的附庸要行臣服礼一般，想让采地所有权得到承认，人们必须在令牌前举办仪式对采地进行交接。

无论是伯爵，还是国王的特使，我们在外省从未见过有人向他们行臣服礼，我们在敕令中看到的这些官员的任命书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他们的义务。

偶尔会有当地所有百姓在他们的要求下集体宣誓效忠的情况[2094]，但这种誓言和臣服礼上的誓言——后者出现的时间晚于前者——在性质上，差异极大。

臣服礼宣誓效忠和臣服礼截然不同[2095]，它是一种表忠心的行为，既可以发生在臣服礼之前，也可以发生在臣服礼之后，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臣服礼都能用，它在气氛上，也不如臣服礼严肃。

伯爵和国王的特使如果怀疑某些人不够忠诚，可以让他们承诺绝不动摇[2096]，有时国王之间也会出现此种承诺，所以它和臣服礼是两回事[2097]。

叙热院长说[2098]，在古代，领主向法兰西国王行臣服礼时，国王通常坐在一把特定的椅子上，而达戈贝尔就有这样一把椅子，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不管是措辞，还是思维明显都停留在那个时代。

对于附庸关系予以正式承认，在过去非常少见，可是当采地变成继承制，领主和附庸就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明确双方在未来世代相传的义务，于是这种行为不仅有了固定的礼节和众多程序，还要办得声势浩大。

百彬在其执政期间将很多赏赐变成了永久赐予，这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之所以认为臣服礼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我并没有鲁莽地提出这一观点，我有个前提性的假设——撰写古代法兰西年鉴的那些人不是傻瓜。

按照他们的说法，巴伐利亚公爵塔西庸是按照当时人们习惯性的做法，向百彬国王[2099]行效忠之礼的[2100]。

第三十四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在采地可以收回或只能拥有一代时，在公民法中几乎找不到和采地有关的法律条令，因为采地在当时几乎和政治法没什么关系。

可是，当采地成为世袭制，既能分送也能转让或售卖，政治法和公民法就全都有适用性了。

说采地适用于政治法，是因为采地是军事义务的首要执行者；说采地适用于公民法，是因为采地也是一种商品。

公民法中关于采地的相关条款，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采地成为世袭制之后，规定继承顺序的法律就要考虑到采地的永久性。

所以，按照法国的法律，遗产是不允许上传的[2101]，虽然罗马法和萨利克法另有规定[2102]。

采地有必须履行的义务，可是继承采地的人如果是祖父或叔祖父，他们如何能成为一个好的附庸为领主服务？因此，布提利亚说[2103]一开始只有采地遵循此项规定，确实如此。

在采地成为世袭制之后，领主要求成为采地继承人的女儿，有时也会是儿子，在他允许前不许结婚，这是因为他要保证采地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

贵族的婚姻于是成了一种封建协议和民事协议。

这种文书要当着领主的面拟定，里面针对日后继承事宜所做的限定，用于保证继承人能够履行义务。

因此，布瓦耶和奥夫尤斯说[2104]，将婚约作为手段来对日后的遗产进行处置的这种自由，原本是贵族的特权，事实正是如此。

家族资产赎回权在采地上的应用，发生在采地具有永久性之后，我想这点并不需要我多说什么。

以古代亲属权为基础设立的财产赎回权，是我们法国的一个秘密，请恕我时间有限，无法详细说明。

意大利，意大利[2105]……大部分作者论述采地的时间上的起点，正是我论述采地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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