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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3页）

离开哥廷根时，我挨饿挨怕了，&ot;一旦被蛇咬，三年怕井绳&ot;，我的心情正是这样。

我把我保存的几块黑面包，郑重地带在身上，以备路上不时之需。

然而在路上虽然呆了两天，面包竟没有用上。

上了瑞士的火车，我觉得黑面包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瑞士变成了它的&ot;无用武之地&ot;了，它没法用武了。

我想遵照我们的&ot;国法&ot;（中国的办法也），从车窗里丢出去，让瑞士的蚂蚁--不知道它们肯不肯吃这种东西?--去会餐吧。

于是我一方面凭窗欣赏窗外的青山绿水，一方面又低头看铁路两旁的地上，想找一个有点垃圾不太洁净的地方，为我的面包寻一个归宿之地。

但是，我找呀，看呀，看呀，找呀，从边境直到瑞士首都伯尔尼，竟没有找到哪怕是一片有点垃圾有点纸片的地方。

我非常&ot;失望&ot;，也非常吃惊，手里攥着那块德国黑面包，下了火车。

在车站上，有我的老朋友张天麟、牛西园和他们的小儿子张文，以及使馆里的什么人，来迎接我们。

我们到了张家，休息了一会，就到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去报到。

见到了政务参赞王家鸿博士，他是留德老前辈，所以谈话就比较融洽、投机。

他把10月份的救济费发给我们，谈了谈国内的情况。

他大概同哥廷根那位姓张的一样，身上有点蓝气。

这与我们无关，我们不去管它。

国民党政府指令瑞士使馆，竭尽全力，救济沦落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其用意当然如司马昭之心，人皆知之。

这个我们也不去管它，我们是感激的。

使馆为了省钱，把我们介绍到离伯尔尼不远的弗里堡的一所天主教设立的公寓里去住。

对此我们也都没有异议，反正能有地方住，我们就很满足了。

当天晚上，我们就乘车来到弗里堡。

我们住的公寓叫圣&iddot;朱斯坦公寓，已经有几个中国学生住在这里，都是老住户。

其中一位是天主教神甫，另外三位有的信天主教，有的也不信。

他们几位都到车站去迎接我们。

从此我就在这里做了几个月的寓公。

弗里堡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

人口只有几万人，却有一所颇为知名的天主教大学，还有一个藏书颇富的图书馆，也可以算是文化城了。

瑞士是一个山国，弗里堡更是山国中的一个山城。

城里面地势还算是比较平坦，但是一出城，有的地方就有悬崖峭壁，有的高达几十米或者更高。

在相距几十米上百米的两个悬崖之间，往往修上一条铁索桥，汽车和行人都能从上面通过。

行人走动时，桥都摇摇晃晃;汽车走过，则全桥震动，大有地动山摇之势。

从桥上往下看，好像是从飞机上往下看一样，令人头昏目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