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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八十二（第12页）

是月，门下侍郎苏辙奏：“近臣以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冯如晦不当，指为臣过，遂面陈本末。

寻蒙宣谕，深察敦逸之妄，然亦须略加别白。

其敦逸言臣章疏，乞早付三省施行。”

敦逸又言：“奏差除之人，唯苏轼为多，或是亲知，或其乡人，致仕路有不平之叹。

近高丽买书、黄河软堰之事，皆得旨已行，寻以轼、辙见拒而罢。

臣闻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

命令重则君尊，命令轻则臣强。

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轼、辙违而拒之，语其情犯，又非苏颂、范百禄之比，释而不治，命令轻矣。

乞断自宸衷，指挥施行。”

夏，四月，丁未朔，夏人来谢罪，愿以兰州易塞门、安远二砦，诏数以违顺不常而却其请。

甲寅，令范祖禹依先朝故事，止兼侍讲。

乙卯，辽兴中府甘露降，辽主遣使祠佛饭僧。

丁巳，诏；“今后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罢礼部集官详议。”

甲子，以知永兴军李清臣为吏部尚书。

癸酉，辽主猎于西山。

癸未，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请以唐宰相陆贽《奏议》校正缮写进呈。

五月，己卯，以吏部尚书李清臣为资政殿学士、知真定府，姚勔论其不当召用故也。

辛卯，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并罢。

敦逸四状言苏辙，庆基三状言苏轼，谓轼昔为中书舍人，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而辙相与表里以紊朝政。

三省同进呈，吕大防奏曰：“敦逸、庆基言轼制词谤毁先帝，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

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时救改，盖事理当然耳。

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易之以宽厚，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

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帝者。

自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谤毁先帝为辞，非惟中伤善类，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

若不禁止，久将为患。”

苏辙因奏曰：“臣昨取兄轼所撰吕惠卿制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

’兄轼岂谤毁先帝者邪？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

元祐变更，盖追述先帝美意而已。”

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

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咎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出先帝本意明矣。”

太皇太后曰：“此事官家当深知。”

于是斥敦逸、庆基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

中丞李之纯、御史杨畏、来之邵言二人诬陷忠良，其责太轻。

丙申，诏各与知军差遣，敦逸知临江军，庆基知南康军。

苏轼以札子自辨，言：“臣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

内吕惠卿告词，事涉先朝，不无所忌。

臣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

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

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不亦矫诬之甚乎！

其馀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告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