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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4页）

1938是自己的出生年份，23岁是自己的年龄。

会不会，他是在计算我的年纪？

第二个算式也不难理解。

她很容易就联想到，1912年这个数字或许是谭功达的出生之年，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是辛亥革命后的那一年出生的。

那么26岁就代表两个人的年龄差。

如果他担心两个人的年龄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里负担（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对自己阴晴不定的暧昧态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不过白小娴的年龄也并不比我大，他怎么就不担心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能当面问问他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算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关键是27这个数字。

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往后一连好几天，她把所有的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加减乘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27这个答案。

玩弄这个数字游戏，成了想像中她与谭功达维持联络的惟一途径。

她很多次试着给他家打电话，但每一次，电话里总是传来吹哨一般的嘀嘀声……她也曾想过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确切地址——只是隐隐约约听说信访办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当然，害羞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这么做。

最后她决定给谭功达写封信，可以托老徐带去。

这封信她写了差不多一整天。

写了撕，撕了再写，纸篓很快就满了。

她不能把信写得太露骨，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遭到对方的回绝，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经过反复盘算，她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虽然谭功达曾当她面说过一些让她心跳气喘的疯话，可她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态度。

那张纸条上的数字除了表明他的忧虑之外，毕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能把信写得过于晦涩。

那样一来，谭功达这个粗心人极有可能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里面的那点小心思……就这样，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算把这封信写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

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两个有情人之间，非说不可的话，竟然如此之少：

第三章　菊残霜枝（15）

电话打不通。

现有一事相商：我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她觉得这封信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满意。

它虽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迹，但实际上却暗藏着让对方帮她拿主意，进而让对方替自己作主的潜台词在里边。

她的耳根有些发热，脸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红。

经过仔细推敲，她又对这封信做了如下改动：

电话打不通。

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与上封信相比，它虽然只多了一个“也”

字，但意思又往前推进了一层。

这个“也”

字，恰如其分地在谭功达的被解职与自己的主动辞职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对谭功达被解职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随对方的意图。

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现出两个人在命运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与他共患难的决心。

为了给这封信增加一点感情上的修饰，她把落款的“姚佩佩”

三个字改成了“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