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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第4页）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成熟是么？”

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

“不是成熟，”

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

二〇〇五年，我与老郝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

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压制员工表达意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索赔五百九十万。

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诉，出于保护，证人多数不会出庭，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次终于赢了。

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入，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我心头一热。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

，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

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

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

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

《中国改革》被起诉时，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

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

会感到热血激沸。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采访中浮了出来，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来——“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

，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如果实在不能采访，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强力者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当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惩罚就是一种约束。

但我又想：“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我劝说自己“我们是正义的”

。

可是，正义好像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同的标准，不管我做什么节目，我博客底下总有人留言自称正义，说“凡CCTV赞成的，我必反对”

。

还有次与一位美国同行谈到中国内地的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谈不下去了。

二〇〇六年，四十八岁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

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入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

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

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

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