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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第8页）

狗血一洒满堂彩。

这么大岁数，我实在是不想参加演讲比赛了。

但台里说这事已定，当天领导辛苦地起个大早替我抽好签，十四号。

第一位选手已经开始，我袖口上别着十四号的塑料圆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说什么好。

旁边有位选手穿了件大红裙，凑耳过来说：“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觉得有理，混一混，等会儿就结束了。

包里装着北大徐泓老师整理的陈虻生前讲课的记录，正好翻翻看，有的话以前没听过，有的听了没听进去，有些听进去了没听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没注意，这当口看见刺我一下：“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

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

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

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

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

那是堕落。”

“不要堕落。”

他说。

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

叫到十四号时，我走上台，扶了下话筒：“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

下了飞机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

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

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

认识她，正是我十年前挣扎来不来中央台做新闻的关口。

认识她，影响我最后的决定。

“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这些材料也无从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

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在这种来不及思考的匆忙里，才知道谁会浮现在自己心里。

我说了郝劲松的故事，“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

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他和我没有什么联系，但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当中。

有一天他从山西老家寄给我一个纸箱子，剥开，是胖墩墩一大塑料袋，里头还套了一个塑料袋，红绳子系着口。

解开把手插进去，暖暖热的碎金子一样的小米粒，熬粥时米香四溢，看电梯的大姐都来寻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无数他人的部分组成。

我说到了陈锡文对征地问题的看法：“他说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原因不在于土地管理法，还根源于一九八二年宪法。”

在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曾收到陈锡文的短信，他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人们继续对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场座谈会上，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你说年轻记者要对人民有感情，我们自认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

他回答说，有一年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他在路边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

老农民说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来卖。

他拿出五百块钱让这农民回家。

他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

这个人是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这个演讲场地很小，水泥台子上放了个喷塑的泡沫背景板，大红的仿宋体写着“为祖国骄傲，为女性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