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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

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

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

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

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ldo;搞臭&rdo;;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

某一个党认为是&ldo;臭&rdo;的别人不见得同意。

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ldo;臭&rdo;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ldo;搞臭&rdo;的社会党人。

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米雷斯不会&ldo;臭&rdo;了，只是&ldo;糗&rdo;了。

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

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

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

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

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

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总编辑们，请保重!

第11节　清清楚楚的个人，在群众里

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

作者说：bauer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

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

最荒谬的是欧洲人自觉对&ldo;个人主义&rdo;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ldo;个人主义&rdo;含有一套固定标准，放诸四海皆准。

中国人是个&ldo;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rdo;，这个印象大概在&ldo;文革&rdo;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ldo;蓝蚂蚁&rdo;，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

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他们看起来也相当&ldo;集体&rdo;：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丝窗纱。

在我眼中，每一只&ldo;蓝蚂蚁&rdo;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

那个因为无书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命运挣扎、妥协、反抗。

所有属于&ldo;人&rdo;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都是&ldo;个人主义&rdo;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ldo;群体性&rdo;的;没有群体他会因寂寞而死亡。

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

学者芜尔一笑，是的，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

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食。

&ldo;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

&rdo;他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