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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经过夫妻别离，经过半失业，经过疾病，经过日记本上长长的债务清单，经过司马迁《史记》的两读，我跨入难忘的1976年。

周总理逝世时，我正在拼命钉箱，1月9日那天我做出三十只包装木箱，挣来整整三元。

一月份我破记录，挣来五十一元五角。

要多挣几个钱准备买过年货，我撬开室内的地板，挖出从室外窜入的药瓜根六十多斤，送到药材站，卖了七元多，为了不让全家拖死，惭愧啊惭愧，我已无暇留心国家大事。

直到本镇四家工厂职工群众为周总理开追悼大会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他们静默无哗列队走向公园，被他们深沉的悲哀所感染时，我才想起国难当头，从而萌发自责之意。

可是我能为祖国做什么事情呢，我是右派！

不久，住在我家窗口对面的那一对造反派夫妇，为了他们栽的一株价值一分钱的桉树苗被别人折断了，两次打我。

第一次是其夫姓李的扇我两个耳光。

第二次是其妇姓赵的揪住我的衣领打我。

这两次我都是一手未还。

其妇打了我，又去打九岁的鲲鲲。

打了，她还投大石入厨房，砸破我家水缸。

别以为这都是十家院坝里的无聊纠纷，都是莽夫泼妇的逞凶耍横，可以海量涵之。

不，这里面有政治——周恩来死了，邓小平霉了，造反派要翻起来了，其夫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东街印刷厂的大印，其妇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西街糖果厂的大印，可能都要重新夺回手了，所以他和她的气焰就高张起来，敢于出手打我了。

他们这样打我，促使我改变了想法：“现在是国难家灾两当头。”

又不久，在报上读到天安门事件，我又挨到一顿触及灵魂的打，比触及皮肉的打更凶狠。

4月8日之夜，那一对造反派夫妇把他们家中的收音机调到极限音量，向庭院其余的四家人示威似地高声传送邓小平被撤职的决定。

我至今仍不忘其夫的鼓掌声和鸱鸮夜啼一般的哈哈怪笑声，这促使我再一次改变想法：“还是国难当头！”

我不能说那时候我憎恨四人帮。

那时候我尚未听说过四人帮三个字，从何恨起。

我只能说，我恨文革，从开始我就恨。

我恨文革，也包括恨文苍的两派。

一想起我在故乡亲眼看见的那两派如何争宠，如何标榜只有他们自己这派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嫡系真传，我就感到肉廊。

一想起那两派如何整我，整善良的百姓，整正派的官员，整他们自己这一派的对立面派，我就感到血热。

我恨义革，顺理成章地我爱民主、自由、法制，我爱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恨文革的两派，顺理成章地我爱那些被文革的两派所共同切齿的所共同迫害的所有的好人。

鸱鸮夜啼之后的第六日，沈序福来家中看我，他是做小工出身，在困境中自学成才的英语教师，二十多岁，我叫他teacher沈，他在成都工作，有老家在城厢镇南门外乡间。

过去他来我家，我总向他请教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