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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应该与政体原则相统一（第11页）

然而，在宽厚谦和的政体中就不同了，有符合情理的法律，而且人人皆知，即使是最低级的小吏也不会纠结，依法行事就是了。

既然法律只是君主的意愿，甚至说是一时的想法，那么，他想要做的事除了他自己，别人并不知道，又因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所以，就得有人帮他想，甚至是一批人，所以，这些人也得像君主一样，一会儿一个主意。

第十七节送礼与收礼

在专制政体的国家中，下级拜见上级没有礼物是不行的，可以说这是一种风俗，就连国王也不例外。

拿莫卧儿的国君[156]来说，就连臣子上奏章也得送礼，不然，奏章递都递不上去。

更有甚者，有些国君赦免臣民，也要向被赦免者索要礼品。

在专制国家中，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公民”

这个词，在大家的意识里，能让人与人之间发生关联的只有惩罚——上级对下级的惩罚，所以上级没有任何事求得到下级，所以也不需要为他做任何事情。

那里的事情本来就很少，下级也不会轻易麻烦上级，哪怕是申诉。

所以，送礼的事情，在这里出现绝不是偶然。

可是，在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下却是没有的，因为不为美德所需要，因为荣宠对人的激励远大于礼物，所以共和政体讨厌礼物，君主政体不需要礼物。

而专制政体就不同了，那里没有美德，也没有荣宠，对安乐、舒服生活的渴求是他们做事的唯一动力。

也正是因为共和国思想，柏拉图写出“不管做的事是有益于世还是有害于世，收礼都是不应该的”

。

他主张[157]把那些没礼不办事的人统统处死。

不管是什么样的礼物，对于一个从不想收礼的人来说都是没有诱惑力的，可是对于一个收过礼的人来说就不同了，收了第一次，就想收第二次；收了小礼，就想收更大、更多的礼。

另外，一个不该收礼的人，出于某事原因收了礼，容易意识到错误，也容易改正；相反，一个能收小礼而收了大礼的人，就不容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为他想的全是如何为自己辩解。

所以，罗马法[158]中，“官吏一年之内收受小礼物[159]价值不超过一百埃居不犯法”

。

这条显然是一条不好的法律。

第十八节君主对下属的赏赐

专制政体中，对安乐、舒服生活的渴求是人们做事的唯一动力，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而能带来这一切的只有金钱，所以，金钱就成了国君唯一的赏赐。

在荣宠主宰一切的君主政体中，国君赏赐的名誉也不是单纯的，因为，有了名誉就有了一切，其中就包括安乐、舒服的生活，甚至还有奢华的需求，所以，虽然赏赐的只是荣宠，却是更多的财富。

而共和政体就不同了，因为在这里美德就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是动力，所以，国家只需对其美德给予肯定，就足够了。

有这样一个规律：一旦有重奖在哪个君主国或共和国出现，就说明它们的原则已被腐蚀，无疑是这个国家走下坡路的先兆。

出现在君主国家，说明荣宠已在它们的观念中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出现在共和国家，说明美德观念已失去了本有的分量。

最好的罗马国王，都是善于精密计划的，他们执政时，国家原则至上，任何财宝、再多财富都无法与荣宠相提并论，比如奥古斯都、韦斯巴芗、安托万·皮乌斯、马可·奥勒留和佩蒂纳克斯。

反而，像卡利古拉、克劳德、尼罗、奥托、维特利乌斯、康茂德、埃拉伽巴卢斯和卡拉卡拉赏赐最多，却并非好国王，是他们把强大的罗马带向了衰落。

第十九节再次对三种政体原则进行推理

我还想再稍稍谈谈三个原则在实际当中的应用，否则这一章就这么草率地结束，我觉得有点儿不合适。

问题一：公民是不是应在法律的强制下担任公职？我的观点是：在君主政体下不应该，因为在君主政体下，荣宠正是通过公职表现出来的，但是，荣宠有一个奇怪的特征，那就是假如与它的意图和它要求的方式不相符，无论什么公职它都不愿接受。

而在共和政体下，公民应该担任公职，因为在共和政体下，公民受国家委托而担负起公职，公职是美德的象征，公民对公职是无法拒绝的，因为他们正是为了国家才生活着、行动着、思考着[160]。

虽然撒丁国王[161]自己不知道，但他正是在共和国理念的指引下去惩罚那些不愿接受尊号和官职的人的。

再说，从他的统治方式上可以看出，他最初并不想这样做。

问题二：军队强制一个公民接受一个比自己之前的职位低的职位，这样的品德原则是美好的吗？在共和政体下，人们在美德的要求下为国家做出接二连三的牺牲，不仅要牺牲自己，还要牺牲个人的喜好，所以前一年的上尉现在却成为中尉的下属，而这个中尉之前还是他的下属，这种现象在罗马军队中经常出现[162]。

但是在君主政体下，无论荣宠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都不允许降级。

专制政体下的一切都名不副实，无论荣宠、官职还是爵位，护卫兵可以成为国王，国王也可以沦落为护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