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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应该与政体原则相统一（第3页）

法律规定：如果一个父亲有许多子女，他就应该选出一个作为继承人[109]，为了使公民的数量和土地数量始终保持一致，还应该把这个继承人的子女分别赠送给没有子女的人抚养。

卡尔希东·德·费勒阿斯[110]还提出一个平均财富的主张，是专为财富不均衡的共和国而提出的。

他主张：如果富人的女儿嫁给穷人，应该提供陪嫁；如果富人的儿子娶了穷人的女儿为妻，就不能接受穷人的陪嫁；如果穷人的女儿出嫁，可以接受聘礼，不过不必准备陪嫁。

不过，我了解到，所有共和国都没有采用过这种主张。

采用这种主张，公民们所获得的待遇就不一样，而且相去甚远，如此一来，公民对立法者企图通过这种方法达到的平等极为痛恨。

有些时候，为了达到目的，法律最好不要采用太过直接的方法。

真正的平等是民主国家的核心精神，尽管如此，在这个方面也不能要求得过于认真，因为这种平等确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只要确立一项分级制度[111]，以此来缩小贫富差距，或把贫富差距固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然后再制定独立的法律，减轻穷人的负担，向富人征税，以此来消除不平等。

由于拥有万贯财产的富人会把所有无法带给他们权力和荣宠的东西视为对他们的羞辱，所以这种弥补方法只被中等程度的富人提供或接受。

民主政体中，任何不平等都是从民主政体的性质和平等原则发展而来的。

比如说，民主政体中的人们会害怕工匠们也许会变得不可一世；担心得到自由的奴隶数量过多，原来的公民的气势会被他们压倒；担心如果让那些必须努力工作才能生存的人担任公职，他们会变得很穷或不勤于公务。

如此一来，为了维护民主，民主政体中公民之间就不再有平等。

不过，如果一个人因为担任公职而陷入贫困，那么他的家庭状况也许比其他公民差，如果此人因为这个而不勤于公务，那么别的公民的情况肯定会因此更加糟糕。

所以说，只是表面的平等消失了而已。

第六节在民主政体中，法律该怎样维持节俭本色

在一个良好的民主政体中，土地是平均分配的，而且还被划分成小块，就像罗马人一样。

库里乌斯[112]告诉他的士兵：“上帝会十分讨厌一些公民，如果他们认为能够养活一个人的土地太少的话。”

[113]

财富的平等与俭朴虽然不一样，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相互依赖，一个是另一个的存在因素，如果其中一个不存在了，另一个也会消失，彼此互为存在维持的条件。

民主政体中存在一个真切的事实就是，如果以商业贸易为基础，其中一部分人很可能就会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俭朴、节省、约束、理智、安宁、秩序和遵纪守法会随着商业贸易的精神而产生，所以社会风气仍然还是老样子，不会因此而不符合社会准则。

由商业贸易精神而产生的财富，丝毫不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以前，因为不平等而存在着一些冲突，只不过人们没有发觉而已，现在，假如过多的财富导致商业贸易的败坏，就会产生不良后果，而人们就会突然遭受以前的那些冲突。

以下内容是保持商业贸易精神的必备因素：任何法律都要以鼓励商业贸易精神为目的，为了让所有穷人都能过上富有的日子，与其他人一样劳动，法律应随着财富的增多而分配财富；重要公民都亲自经商，除了商业贸易精神，任何精神都打扰不到他们；所有富有的公民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才能守护住自己的事业或创业，而且都应在法律的保护下奔向富有。

在经商的共和国里有一条不错的法律，那就是父亲的财产被平均分配给他的所有孩子。

这样一来，任何子女都必须用心经营，就跟他们的父亲一样，而不会肆意挥霍，因为不管他们的父亲多么富有，他们都肯定不会拥有像父亲那样多的财富。

这条法律只适用于经商的共和国，在不经商的共和国中，立法者会制定不一样的法则，不适用这种法律[114]。

希腊有从事战争的共和国和经营商业贸易的共和国两种，前者如斯巴达，后者如雅典。

从事战争的共和国想让公民们无所作为，而经营商业贸易的共和国则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公民们喜欢劳动。

梭伦要求所有公民都必须说出自己是以何种方式谋生的，无所事事在他看来就是犯罪。

事实的确如此，在一个优秀的共和国中，没有人为个人的生活提供必需品，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生活必需品，而且必须以生活必需品来限制个人的开销。

第七节以别的方法来维持民主原则

在民主政体中，土地均分制有些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可行的，甚至会打击到基本制度，所以并不是所有民主政体都适用这种制度。

并不一定非要走极端的道路不可。

民主政体只是为了保持民俗才采用土地均分制的，假如发现某个民主国家不适合采用这种制度，就应该采用别的办法。

如果元老院是一个民风优良的固定机构，那么进入其中的人必须在年龄、品德、地位和业绩等方面都受人尊重。

公众都把这些元老院成员奉为神明，人们的情感才能被激发起来，并逐渐进入到各个家庭之中。

元老院应当重点保护以前的法律，始终让人民和官员不彼此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