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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应该与政体原则相统一（第4页）

让原有的风俗习惯保持下去对民风特别有利。

在民风敦厚的国家中，人民能做出一定的成就。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民风衰败，那里的人民就不大可能有所建树，诸如建立社会、建造城市、制定法律等大事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

因此，要想使品德恢复，就必须提醒人们不要把古人的遗训忘记了。

另外，只有经历了许许多多困难和挫折才有可能发生革命，建立新的政体，这些大事在一个民风疏懒和腐败的国家中是无法办到的。

革命者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把自己的革命成果分享给人民，不过，这个心愿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做保障是不容易实现的。

新的机制通常会引发一些缺陷，而旧的机制则通常能起到纠正错误的效果。

一个政府往往会存在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它会不由自主地下滑衰败，只有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才能让其重新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我在前面说过，有些人对元老院的成员是实行终身制还是任期制一直拿不定主意。

其实，他们肯定要像罗马[115]、斯巴达[116]、雅典那样实行终身制。

我们提到过，雅典元老院实行任期制，每三个月换一届；雅典刑事法院的成员实行终身制，对二者我们应区别对待。

因此，以下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准则：如果设立元老院只是为了处理政务，那么，它的成员不必是终身制；如果希望元老院成为保管民风的地方，即保护民风的典范，那么它的成员就应该终身任职。

亚里士多德说过，精神也是会逐渐变老的，就好像身体一样。

他的这种说法针对元老院时就不正确了，如果针对一个官吏才是正确的。

在雅典，既有刑事法庭，又有保护民风和法律的官员[117]。

在罗马只有两名官员专门担任检察官一职，而斯巴达的一切老人都是检察员。

元老院负责对人民进行监督，它自己则接受检察员的监督，另外，检察员还负责监督人民。

在共和国中，检察员就应该像法律惩治罪行一样，重新建立所有已经衰败的东西，对不忠于职责的行为进行训斥，对懈怠行为进行警示，对错误行为进行纠正。

罗马法有一项规定值得称颂，即要求对通奸行为进行公开控诉，以此来保护民风的纯洁。

这项规定不但对妇女提出警告，而且对那些负责监督妇女的人也提出了警告。

长幼尊卑井然有序，年幼者完全听从长者的安排，就能使年幼者受到尊敬老人的制约，年老者受到自尊、自爱的制约，这是使民风得以维护的最有效的办法。

要想使法律发挥最大的作用，必须使公民对官员言听计从。

色诺芬说：“斯巴达跟其他城邦最大的不同就是公民服从法律，只要官员说一声，公民们就立即赶过来。

这是莱库古再三强调的。

然而在雅典就不同，如果有人说富人完全服从官员，这个富人一定特别难过。”

[118]

在维护民风中，父权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他政体下还存在着别的令人闻之色变的权威，而在共和国中却没有，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所以，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法律就应该采用另一种权威，也就是父权。

在斯达巴，任何父亲都可以去教训其他人的子女；在罗马，父亲掌握着儿子的生命，父让子亡，子不能不亡[119]。

在罗马，如果共和国灭亡了，父权也会随之消失。

君主政体只要求人们在官员的权威之下生活，而不需要敦厚的民风。

在罗马，法律把未成年期确定得特别长，依从、遵命成为年轻人的习惯。

而在君主政体下并不需要这些制约，所以我们袭用这个规定可能是不正确的。

在共和国中，子女的钱财也许需要父亲一辈子掌管着，就像罗马一样，因为子女需要绝对服从父亲。

但是，君主政体不需要这种精神。

第八节贵族政体的法律要与政体原则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