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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公民的关系（第2页）

的确，应该对上帝保持敬重，然而，为上帝复仇却是绝不可取的。

因为，一旦上帝复仇的思想成为一个人行动的指导，那么，惩罚就将变得没有穷尽。

一旦法律为复仇的思想、为一个无穷的存在物复仇的思想所左右，那么，法律的基准就变了质，从针对人性的弱点、无知和任性，变成了无以穷尽。

一位名为普罗旺斯[493]的历史学家，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犹太人因被控亵渎圣母，被处活剥之刑。

行刑时，一群头戴面具的骑士，手执利刃而上，把刽子手赶下行刑台，要亲自动手为圣母复仇……对于精神脆弱的人，为上帝复仇的思想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想必每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感想，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再说有伤风化罪，即破坏享受感官使用和两性肉体结合的管理方式。

就拿破坏两性关系的公共规则或是女性操守来说，为其定刑也应该以此类罪行的性质为依据。

犯这类罪行的人，其实也没什么不良意图，只不过是不知道自爱自重罢了。

惩治这类轻罪，以能阻止、禁绝两性关系方面的轻率举动为宜，比如使其不再拥有享受社会给予风化优良之人一切好处的权利、罚款、让其丢脸、使其当众遭受羞辱、严禁其再抛头露面、将其赶出原居城市和社会……这样的轻刑就可以了。

上面只谈到有伤风化的罪行，并不涉及破坏公民安宁的罪行，诸如诱拐和强奸等，这类罪行属于第四类。

我之所以把破坏公民安宁这类罪行局限于损害治安这个范围，原因是那些不但破坏安宁而且伤害安全的罪行，应属第四类。

对此类罪行的惩罚也应该出自此类罪行的性质，即与安宁有关，诸如监禁、放逐、矫正，以及其他能使不安分子回归正常，重新融入社会秩序中的惩罚。

最后说说伤害公民安全的罪行。

人们所说的刑罚就是指对这类罪行的惩罚。

因为，哪个人强制夺去一个公民的安全，或者打算强制夺去这个公民的安全，就是伤害了这个公民的安全，从这一点说，对最后这类罪行的惩罚就是同态报复。

这种刑罚发自理性和善恶的本源，也是这类罪行的性质使然。

如果把这类罪行比作社会患的病，那刑罚无疑是一剂良药，因为侵犯他人安全，情节严重，致使他人丧命，或打算致使他人丧命的公民，处死就应该是他的下场。

对于侵害他人财产安全的罪行，处以极刑也是有理由的，然而，以让其失去财产作为代价岂不更好，与这类罪行的性质更符合。

这样的处理方法，主要用于那些财产是双方共有的，或者双方有同样数量财产的。

而那些没有财产的侵害者，才以刑罚代替。

以上所说，对自由极为有利，那是因为一切都是以事物的性质为出发点。

第五节某些指控需要特别谨慎

对邪术和异端的追诉，一定要遵循一条重要的准则，那就是要做到足够的慎重。

如果立法者不懂得怎样对这两种罪行限定范围，那么自由可能会因指控不当而受到极大的伤害，从而导致无穷无尽的暴政。

由于这种指控通常只是以对某个公民的性格的印象为依据，而并不直接涉及行为，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危险，而且这个危险与人民的无知程度成正比。

就算是全世界最尽义务的人，他的行为与道德优秀、纯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不敢保证不成为那些罪行的嫌疑人，那么，危险将无时无刻不充实着人民的生活。

在拜占庭，曼努埃尔·科穆宁执政期间，有一位将军[494]遭到指控，罪名是使用隐身术阴谋反对皇帝，根据这位皇帝的传记[495]记载，亚伦[496]正是因阅读了一本所罗门[497]的书，而且被人逮了个正着，因为阅读了这本书就可以招来魔鬼军团。

既然认为邪术能把地狱的魔鬼武装起来，那么，被称作邪术师的人，当然要被毫不留情地严厉惩罚了，因为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最能扰乱和倾覆社会。

邪术一旦被认为具有摧毁宗教的能力，势必要招来人们的格外愤怒。

君士坦丁堡的历史[498]上有这样一件事，一位主教得到神的启示，说神迹不再出现在某处，是因为某人的邪术在作怪，于是，便处死了这个人和他的儿子。

那么，需要多少神奇的怪事来证实这桩罪行呢？神给人以启示，并不是多新鲜的事，得到启示的是那位主教，的确如神的启示一样，不再出神迹了，是有人以邪术作祟，邪术有倾覆宗教的力量，而那个男人正好会邪术，于是，神迹不再出现就是他施展邪术造成的，就成了最终的结论。

西奥多·拉斯卡里斯[499]皇帝得了病，他便说是有人对他施了邪术。

烧红的铁块放在手上而手不被烫伤，就成了被指控人唯一证明自己无罪的办法。

古希腊却恰恰相反，在那里，邪术师可以以此为他的邪术辩护，所以，有邪术师的身份，并不是一件坏事。

似是而非的罪名，似是而非的证据，古希腊人真是愚笨无知到了极点。

高大的菲力普执政时期，犹太人被逐出了法兰西，原因是他被指控雇用麻风病人毒化水泉。

这种荒谬的指控令人对所有基于公众仇恨的指控产生怀疑。

这是多么荒谬的指控，怎能不让人怀疑一切以公众仇恨为根据的指控。

我说这些，并不是说惩罚异端不应该，而是说对此类事件的惩罚要慎重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