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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确立政治自由的法与公民的关系（第3页）

第六节不遵循天性的罪行

这是一种不容于宗教、道德和政治的罪行，只希望公众不会因为我以下所说而减轻对此种罪行的憎恨和厌恶。

由于这种罪行是在以应该感到羞耻的幼年为不知耻辱的老年做准备，是在把两性一方的弱点给予另一方，所以，应该严厉禁止。

这是一种令人憎恨和厌恶的罪行，可是有人竟在不加选择、没有节制地使用这种憎恨和厌恶，我在这里只是反对这种胡乱、过多使用所体现的凶暴残忍，而绝不会使这种罪行的耻辱有丝毫减轻。

立法者对其惩罚，之所以会仅仅依据一个小孩儿的口供，原因就在于这种罪行的隐秘性。

这样一来，也给捏造事实、伪造证据、陷害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开了绿灯。

普劳柯比乌斯曾这样写道[500]：“查士丁尼颁布一项法律，对于此类罪犯，不管是法律颁布前，还是颁布后，只要犯法，一律严惩，绝不宽恕。

哪怕依据的只是一个人的证词，甚至有的时候提供证词的只是一个孩子或者奴隶，就完全可以定一个人的罪，对富人和绿党[501]更是这样。”

与邪术、异端罪相比较而言，违背天性罪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因为邪术罪的不存在性可以证实，异端罪则可以有很多的差异、解释和界限。

然而，三种罪在我们这里，受到的惩罚却是一样的火刑，这不是难以理解的怪事。

在我看来，社会是不容许这种罪行猖狂肆虐的，然而，有几种情况却要另加评论：比如希腊的年轻人喜欢光着身子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家庭教育在我们法国已不再流行；再比如亚洲某些人拥有很多女人，却又看不起她们，相对的却是很多人连妻子都娶不上。

要想看到天性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不但不能为这种罪行开绿灯，而且要以准确的治理加以防范，就像对待一切伤害风化的行为一样。

做到这些，欢乐便会从大自然手中慷慨播洒而来，届时我们将感到大自然的温顺体贴、乖巧可人，及其无穷的魅力。

在尽情享受愉悦的同时，将快乐传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得到延续，从而获得大于愉悦本身的满足。

第七节大逆罪

在中国，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只要对皇帝不敬，不管是谁，处以死刑。

至于什么行为属于不敬范畴，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也给了他任何的借口，杀想要置于死地的那个人，或试图毁灭哪个家族的权力，因为任何行为都有可能在不敬之列。

有两个从事邸报工作的官员，因为刊发了一则与事实不符的消息，便有人以在邸报上散布谎言为由，指控其对朝廷大不敬，就这样两位官员被判了死刑[502]。

一个亲王，因无意中在皇帝朱批的奏折上写了几个字，有人便说他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因此株连了整个家族，其惨烈程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难见几桩[503]。

如果大逆罪没有清楚的定义，让政体沦为专制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法律的制定一章中，给予详细的论述。

第八节滥用大逆罪与亵渎神圣罪

还有一种可怕的弊病，就是给非大逆的行为扣上大逆罪的帽子。

在罗马，皇帝们的法律[504]有这样一项规定：只要是对君主的裁判断定有不同意见或者对君主选定的官员的才干表示怀疑，这样的人全都以亵渎神圣罪论处[505]。

确定这项罪名的人毫无疑问是内阁和宠臣们。

另外，还有一项大逆罪：谋害大臣和官员，等于谋害君主[506]。

这条法律是历史上最软弱的两位君主[507]制定的，如果把臣属比作牧人，那他们无疑就是牧人的两只小羊，每时每刻把帝国奉送给他人是他们保存帝国的唯一能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就是宫廷里的奴隶、枢密院里的孩童、军队里的陌生人。

就是这样的两个傀儡，有些人也不想让他们坐在那个位置上，而这些人就来自宠臣之中，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倾覆整个帝国，把蛮族引进来。

此时的国家已衰弱到了极点，根本无力阻止他们，于是人们不得不冒着杀头的危险惩治了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宠臣们制定的法律，犯了大逆罪。

然而，三月五日先生[508]企图把枢机主教黎塞留赶下台时，告发人也是依据这条法律指控的他[509]。

告发人声言：“君主属下大臣的人身受到侵害，与君主人身受侵害同样严重，这是法律规定的。

大臣是君主和国家的，把他从君主和国家身边夺走，与砍掉君主臂膀，废除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无疑。”

就这样三月五日先生被定了大逆罪。

制造假币犯大逆罪，这是瓦伦提尼安、狄奥多西和阿卡狄乌斯三位皇帝所制定法律的条文[510]。

然而，这明显是混淆事物概念的做法，大逆罪的帽子扣在另一种罪行的头上，无疑是把大逆罪的震慑力减弱了。

第九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有个法官在宣判时没遵照皇帝的敕谕。”

包利努斯上奏亚历山大皇帝道，“我打算把他处以大逆罪。”

皇帝这样对他说：“在我的时代，根本不允许有间接的大逆罪[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