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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第十四章 气候之于法律（第6页）

政治好比是一把钝的锉刀，产品配件要用它一下下地缓慢锉出来。

这跟上面那些人的性格大相径庭，不温不火的、细致的、平淡冷静的谈判，他们可无法忍受。

与其他任何民族相比，他们都很难在谈判中胜出，在签订条约后，反而总会丢掉自己在战场上赢得的东西。

第十四节气候的其他影响

日耳曼人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所生活的气候条件，令他们的情感特别平静。

他们只对眼前的事物有所思考并制定出相关法律。

他们的法律怎样判断一位受害者的受害程度呢——根据创伤的大小，他们不会更进一步精细判断妇女受到何等伤害。

从这方面说，日耳曼法[629]是很与众不同的。

强行让妇女裸露头部以及从头部裸至膝盖的，要接受五十苏[630]的罚金；强行使妇女裸至膝盖以上的，加倍处罚。

可见，他们的法律就像测量几何图形一样判定妇女受侮辱的程度，即：他们对想象出来的犯罪[631]置之不顾，只惩罚肉眼可见的罪行。

然而，日耳曼人后来有一个分支迁徙到了西班牙，他们在那里有了一些不同的法律，那就是气候在起作用。

按照西哥特人的法律，如果某位女性自由民的父母、兄弟、儿子或叔伯没有一同在场，则不允许医生为她放血[632]。

立法者的想象随着人们想象的燃起而活跃；如果人民能够怀疑一切，那么法律也可以。

因此，这些法律特别留意两性之事，但国家的制裁并不在它们的考虑范围内。

私人报复才是法律考虑的主要内容。

因而法律的处置办法是让犯罪嫌疑人接受其父母或丈夫的奴役或羞辱，这是大多数此类案件告诉我们的。

如果一个男子已经结婚，而一个女自由民[633]又与之发生性关系，法律的判决将是让该男子的妻子完全随意处置这位女子。

关于奴隶，法律在这方面也有规定，即主人的妻子如果与他人私通被奴隶抓住现行[634]，就要被捆绑起来，并交由其丈夫处置；子女也可以[635]告发母亲，而且还可以对奴隶动用私刑，以逼迫母亲承认不德之举。

可见，若要维持一个人的过高声誉，这些法律是帮助的，但在良好的治理上，它们就没什么益处了。

理解了这些，我们就完全不必惊讶为何朱利安伯爵认为自己为了一雪此类耻辱必须要杀害国王、反叛国家了，同理，也不必惊叹摩尔人不费吹灰之力就侵入西班牙并成功立足，还推迟了摩尔帝国的解体，那是因为这两个民族的习俗相同。

第十五节对于不同气候下的人民，法律有不同的信任

立法者和官员丝毫不信任性格残忍的日本人，日本人面对的只有审判、威慑和惩处，可以说是随时被问罪，处处受限制。

按照日本人的法律，每五户人家，选出一家的户主做五家的监督长官，而且实行株连和连坐制。

制定这些法律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互不信任，让所有人都处在他人的监视之下，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主人和裁判官。

立法者反而对印度人特别信任。

印度人性情温顺亲和[636]，同情心很强。

立法者只给他们制定了温和甚至不必严格执行的刑罚[637]。

就像父亲抚养亲生孩子一样，叔伯可以抚养自己兄弟姐妹的孩子，监护人可以抚养某个孤儿。

确定遗产继承者时，准继承人在公众心里的形象——品德和才能——是他们主要考虑的内容。

他们似乎认为，他人本性善良这种事，应当成为每个人的信念。

他们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善待奴隶[638]——毫不犹豫地让奴隶重获自由[639]，并主办奴隶的婚姻大事。

气候宜人，则人情敦厚，随之形成了宽大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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