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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法国公民法的发生和发展（第7页）

决斗取证也有其道理，不过这种道理是经验上的。

当一个国家唯一的长处就是战斗，软弱也是罪恶。

对他们来说，只有辜负了自己所受的教育的人、不在乎名誉的人、以另一套和他人不同的规则为行事原则的人，才会软弱怯懦。

这意味着，软弱的人对他人的轻视没有畏惧，对他人的敬重没有企盼。

除非出身极差，否则人们往往既有智慧又有胆量，而机敏和力量互为依托，力量能够激发胆量。

除非对名誉无动于衷，否则人会为了获得名誉而奋斗终生。

另外，力量、胆量和坚韧在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中，往往备受尊敬，而欺骗、狡诈和城府，即软弱则是真正让人齿寒的罪恶的根源。

将一块铁烧热或将一盆水烧沸让被告将手放上去，然后用布将手包裹起来不予处理，三天之后，如果没有留下伤痕，就证明被告无罪，这就是所谓的用火取证。

众所周知，玩惯了刀枪的人，皮肤非常粗糙，根本不怕将手放到火上或者沸水里，等过了三天，大多不会留有明显的伤痕。

除非接受考验的人不够男人，否则很难留下伤痕。

农民的手掌又粗又大，拨弄烧红的铁块，对他们来说毫无压力，这种事连一个时常劳作的妇女都能做。

宁可与人决斗，也要保护小姐、夫人的人不知有多少[1468]，更不要说一个淳朴得近乎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了。

对于一个被指控通奸的女人，按照图林根法[1469]，只要有人肯站出来为她决斗，她就不必接受沸水取证。

按照李普艾尔法，只要证人愿意为被告做证，被告就不必接受沸水取证[1470]。

一个所有人都不愿意为其辩护的女人，一个所有人都怀疑其诚信的男人，还有清白无辜的可能吗？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说，法律和风俗在那个以决斗、灼热的铁块和沸水作为取证手段的年代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法律或许不够公正，但它结出的果实大多是公正的，结果比原因更好，公正受损的情况比权利重，法律并不残酷，尽管它有悖于感情。

第十八节决斗取证法广为流传的原因

阿戈巴尔曾经致信怯懦者路易，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知道，阿戈巴尔发现了贡多巴德法的各种弊端，所以下令勃艮第以法兰克法为裁决依据[1471]，这也是法兰克人没有使用决斗取证法的原因。

可是我们要知道法兰克人当时用的是司法决斗，这让人们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我刚刚说过的那句话——允许决斗取证的是萨利安法兰克人，并非李普艾尔法兰克人[1472]——刚好可以解释此种情况。

可是，无论神职人员如何大声疾呼抵制司法决斗，也没能阻挡它在法兰西日渐普及。

事实上，司法决斗越来越普及的首要功臣，就是神职人员，我很快就会证明这一点。

向我们证明此事的，是伦巴第法。

在奥托二世敕令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句话：“有一种非常糟糕的习惯，在很久以前从外边传了进来。

如果有人认为某份遗产文件是假的，而文件的提交者又不愿意接受各种司法程序的检验，他只需对着《福音书》发誓，说这份文件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原件，如此就能成为遗产的所有者。

所以，虚假的誓言必定有用[1473]。”

教皇约翰十二世在罗马为奥托一世加冕[1474]时，曾经作为主持者举办了一次会议，会上，意大利所有领主都表示这是一种可鄙的弊端，请求皇帝一定要制定法律将其去除。

当时拉文纳正要召开基督教公会议，教皇和皇帝一致认为可以将此事送交公会讨论[1475]。

会上还有一些显贵，他们也纷纷呼吁要这样做，且情绪更加激动，但是，有些人借口还有一些人没有出席，要求下次再说。

就在维罗纳[1476]，抵达意大利的奥托二世和勃艮第国王康纳德与意大利的显贵们一起开了一次会。

皇帝应这些人的呼吁，在问过所有人的意见之后，颁布法令：一切遗产纠纷，当一方怀疑另一方提供了虚假的遗产证书时，将通过决斗的方式处理此事。

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遗产争端，还适用于采地纠纷和教会纠纷，不过决斗之事，神职人员可以让他人替代。

由此可知，正是因为教会的取证方式有漏洞，贵族才会对司法决斗如此热情；不过，贵族强烈呼吁是一方面，弊端自身其实也在发出呼吁。

奥托二世极有威信，他来意大利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谁是主人，并以主人的姿态展开行动，在两次会议中，教会的人始终坚持己见；若非贵族和国王团结一心，共同逼迫，教会如何会妥协让步？所以，我们不妨将司法决斗视为一项贵族特权，一个被贵族用来抵挡不公和捍卫自己财产安全的屏障。

司法决斗从这以后，越来越流行。

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当时皇帝比教皇更有力量，两位奥托皇帝在意大利重塑了国家的权威。

决斗裁定的出现与消极证词得到允准有一定的关系，这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为了证明我的言论，我将针对此事谈谈我的看法。

当遗产证书的提供者被控告为提供虚假证书，他只要使用消极证词——将手放在《福音书》上，宣告证书确实是真的——就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人们对两位奥托皇帝控诉的弊端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