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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如何制定法律（第3页）

第十一节对两种不同的法律加以对比的方法

在法国，做伪证会被判处死刑，在英国则不会。

这两种法律哪个更好，在不了解以下情况之前，是无法评判的：法国会对嫌疑犯予以审讯，但英国不会；法国不许被告方的证人上堂，如果某件事带有自辩性质，就算是真的，法庭通常也不会给被告陈述的机会；但英国既听原告方的证词，也听被告方的证词。

法国这三项法律紧密相连，组成一个整体，英国这三项法律也是如此。

英国法律严禁刑讯逼供，如此一来，想让犯人认罪悔过，难度极大，所以只能想方设法从各个角度搜集证据，可是没有死刑让证人有恃无恐。

法国的法律比英国的多一个办法，可以随心所欲地威胁证人，不仅如此，威胁还是合理合法的。

法国的法律只接受公诉人的证词[1672]，这是唯一一份证词，它决定了被告的命运。

但是英国的法庭既听取原告的证词，也听取被告的证词，审案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双方辩论的过程。

所以伪证造成的损害不会太大，况且英国和法国不同，被告有机会对伪证予以驳斥。

因此，想要判断这两个法律哪个更好、更加合理，单纯的对比还不够，必须站着眼于全局，进行整体对比。

第十二节有时貌似相同的法律并不真的相同

罗马法和希腊法对窝藏赃物罪和偷窃罪的处罚是一样的[1673]，法国的法律也是如此。

在这件事上，希腊的法律和罗马的法律做对了，可是法国的法律却做错了。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用什么方法让人蒙受了损失，你都应该赔偿，这正是希腊和罗马要求窃贼支付罚金，也要求窝藏赃物的人支付罚金的理由。

可是，按照法国的法律，窃贼是要判处死刑的，让窝藏赃物的人和窃贼接受一样的处罚，未免过于严苛，毕竟窝藏赃物的人大多并不知情，可窃贼却是故意为之。

偷窃是犯罪，窝藏却只是提高证明罪行的难度。

前者的行为属于主观故意的，后者的行为却是被动无意的。

相比于窝藏赃物者，窃贼遇到的阻碍更多，处心积虑地和法律对抗的时间也更长。

要说谁的眼光更长远，还得是法学家。

他们认为和窃贼相比，更邪恶的是窝藏赃物者，因为他们是偷窃行为能够的长久隐藏的重要原因。

如果只是罚款，考虑到要对失主进行赔偿，窝藏赃物者又大多有能力予以赔偿，他们的理论还有正确的可能，但是，如果要判处死刑，在量刑时，恐怕就得选择其他处罚原则了。

第十三节法律不能背离立法的初衷，罗马法如何处理小偷儿

偷窃行为在罗马分为现行偷窃和非现行偷窃，前者指的是小偷儿偷窃过程中被人赃并获，后者指的是一段时间之后才被撞破的偷窃行为。

按照十二铜表法，现行偷窃者如果未成年，将受杖刑；如果已经成年，在杖刑之外，还要被贬为奴隶；非现行偷窃者需要支付罚金，金额是所盗财物的两倍。

按照拜尔希安法不再对公民施以杖刑和贬为奴隶的处罚，现行偷窃犯需要支付所窃财物四倍的罚金，非现行偷窃犯和原来一样，只需支付所窃财物两倍的罚金。

这些法律居然认为这两种偷窃性质各异，并由此划分出两种处罚方式，这实在让人感到费解。

不管有没有当场抓到，它们的具体动作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讲都是盗窃财物，有什么不同？若我所料不错，在处罚盗窃犯方面，罗马法的所有观点恐怕都是从斯巴达的法律中借鉴来的。

为了让公民更机敏、灵活、有心机，莱库古要求磨炼儿童的偷窃技巧，孩子若被抓了现行，将被重重责罚，受到鞭打。

希腊人和罗马人之所以会对现行偷窃和非现行偷窃区别对待，原因就在这里[1674]。

如果犯了偷窃罪的人是奴隶，罗马人会将其从塔贝亚悬崖推下去。

莱库古的法律关于窃贼的规定和奴隶没有丝毫关系，所以罗马人对奴隶采取另一种处罚方式，其实正是在遵循斯巴达人的法律原则。

罗马的裁判官会命人随意杖责被抓到的未成年窃贼，斯巴达人也是这么做的。

这些行为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斯巴达人这么做遵循的是克里特人的风俗。

柏拉图以“既然可以承受个人对战的痛苦，私下偷窃的痛苦又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这句话来证明他的观点：战争是克里特人制定此项法律的原因。

由于公民法以社会为对象，所以它的基础是政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