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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法兰克人在法律方面的封建思想与构建君主政体的联系（第8页）

为什么在敕令中国王的附庸和主教的附庸总是彼此对立[1795]，原因就在这里。

每个君主都能征善战，既骄傲又高贵，不要以为他们亲赴战场是想争夺主教的兵马，或者和这些人同生共死。

不过，家臣同样需要带领自己的附庸和附庸的附庸去战场上厮杀，这是某道敕令写明了的。

在这道敕令中，查理曼规定，任何人只要拥有的份地达到四个，无论这些地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赏给他的，他都要参军或随领主出征。

查理曼的意思明显是说：如果一个人只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他应该随从伯爵出征；如果有领主赏赐的土地，他应该随从领主参战。

但是，迪波教士[1796]却以西哥特法和西哥特人的做法为依据，非说敕令中提及的归领主统御的男人，指的是奴隶。

事实上，他应该参考的是敕令。

他的观点和我刚刚引用的敕令明显相悖。

自由民愿意选择哪个领主或国王，就选哪个领主或国王，这是秃头查理和他的兄弟约定好的，和这一规定相符的规定还有很多。

所以，士兵的来源有三种：一种是国王的臣属统领的部队、臣属的臣属统领的部队；一种是主教或教士及其附庸统领的部队；还有一种是伯爵带领的由自由民组成的队伍。

我认为伯爵可以统御附庸，因为特定战场的指挥者必然要听命于整个战场的指挥者。

我们发现，伯爵和国王的使者有权对没有践行采地职责的人进行惩处，要求他们缴纳罚金。

同样的，除非国王的附庸申请由国王亲自处罚，否则当他们做下劫掠之事[1797]，伯爵有权处罚他们。

第十八节两份工作

法兰西国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在军事上的长官和在司法上的长官是一个人。

怯懦者路易815年的敕令之所以规定[1798]，伯爵不仅对自由民有军事权，也有司法权，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伯爵——这个将自由民带往战场的人——的法庭[1799]，也被称为自由民的法庭[1800]。

只有伯爵的法庭有权审理事涉自由的案件，涉案官员的法庭无此权限，这项原则或许就是由此产生的。

伯爵对主教或教士的附庸不具有司法权，所以统领这些人出征的不能是伯爵[1801]；统领家臣的附庸的附庸的人，也不能是伯爵。

所以，英国的法律词典[1802]才会注明[1803]，诺曼人将撒克逊人口中的克卜尔称为伯爵或家臣，因为他们和国王一样，可以享用司法罚金。

所以，我们认为，对领主来说，无论什么时候，征战沙场及在他的法庭上对臣属进行审判[1804]，都是附庸应尽的义务。

要说司法权和指挥权为什么没有分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战斗的指挥者除了作战，还有一项工作，即征税——让自由民为战斗提供车辆，处理我将谈到的一些司法所得。

就像在自己的采地上，领主享有司法权一样，在伯爵的领地内，伯爵也有司法权。

因为采地和伯爵的领地遵循相同的治理原则和治理措施，所以每当采地发生变革，伯爵的领地也会发生变革。

总之，在伯爵的领地上，伯爵就是领主，而在采地上，领主同样是伯爵。

不要以为伯爵属于司法官员、公爵属于武将，那是错的，事实上，不管是伯爵，还是公爵，都同时兼具民事官员和君主官员的职责[1805]。

虽然弗雷德伽尤斯说，有很多伯爵不受公爵管辖[1806]，但我们仍然要说，几个伯爵同时听命于一个公爵，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

官员同时拥有军事权、司法权、民事权，甚至征税权，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有人想到法兰克人的政治体制必定非常暴虐。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这是专制主义一个突出的特点。

土耳其的帕夏虽然可以独立审理案件[1807]，但伯爵不是如此。

每次开审，当地的知名之士都会和他们一起召开审讯会议，或者共同主持刑事法庭[1808]。

为了让大家清楚蛮族法、法律和敕令对审讯做了何种规定，我要和大家说，伯爵、伯爵领地的管事和百人长拥有相同的职责[1809]。

法官、助理法官和司法助理，虽然名称不同，但指代的人是相同的，他们通常有七个人，是伯爵的代表。

因为最少也要由十二名官员参与审判，所以当人手不足时，会请知名人士予以补充[1810]。

可是，任何拥有控制权的人都不会独自审讯，不管这个人是国王，还是伯爵；是伯爵领地的管事、百人长，还是领主或教士。

虽然采地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这种形成于日耳曼尼亚森林的旧习却没有改变。

财政权的高度发展，使得伯爵无法随意使用。

我在前面说了，君主对自由民的权力仅仅是要求他们为某些公开场所[1811]提供车辆，所以是比较简单的，而在司法权方面，也有法律惩治徇私舞弊[1812]。

第十九节蛮族民众之间的和解金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