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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为论法的精神辩护（第29页）

我们不妨核查真相，去伪存真。

有人说，教会没有创办修会和替僧侣祈祷的权力，创建修会有悖于基督耶稣的期望。

神学院驳斥这些论调的做法是对的。

但是，这些事完全是政治事务，应该由国家去管。

教会去管，有越权的嫌疑。

教会是修会的创建者，这毋庸置疑，可是，国王可以对修会做一些事，比如对修会的数量和攫取财富的能力加以节制，以此来满足内外事务的需求，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

如果国王可以这样做，那政治作家自然也可以讨论此类问题，为什么要受到审查呢？在论述此类问题时，作家应该表现得机敏一些，对于教会判定的那些对救赎灵魂有益的体制，应该予以尊重；他们的祷告、按部就班的生活和备受称颂的好意，也值得我们付出尊重。

对于这些政治作家，人们只应该提出这些要求。

不得不说，在这件事上，《论法的精神》的作者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好。

在谈论这些事时，他只说现状，就算回击也只是正当防卫，因为他认为现在说这些事并不合适，他只说提纲内的东西，其他东西绝口不提。

另外，我把前面那句话改成了：“亨利八世废除了僧侣制度，因为他认为僧侣都是些好逸恶劳的人。”

以免惹某些人不快。

第十六题

“亨利二世当权时，有法律规定：如若未向官员通报怀孕事宜，那么如果婴儿死亡，女子也要受到死亡的惩罚。

这条法律自然也不会符合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自卫权[2167]。”

回答和解释

某些罪行在一些时期比在其他时期更普遍，亨利二世时期的堕胎就是这样的情况。

不制定法律，而且是不制定足以引起人们重视的法律，就无法节制越来越多的堕胎事件。

按照亨利二世的规定，女子如果怀孕必须向官员汇报，不然一旦婴儿死亡，这个女子也要受到死亡的惩罚。

不管是堕胎的女人，还是未将怀孕之事告知官府最后婴儿夭亡的女人，都在这项法律的惩罚范围之内。

至此，这项法律有了“愤怒的法律”

这一名号，后来这项法律的严苛程度慢慢减轻了，因为使其严格执行的原因变了。

最后，在进行主日布道时，所有教区的本堂神甫都会忘记宣讲此项法律，于是他们的上级就会让他们马上完成此事。

人们认为，让一个年轻姑娘自己去汇报这种羞人之事，确实与她们固有的羞耻心相悖，所以高等法院很少为此做出死亡判决。

通过审讯笔录和证人证言，我们可以知道，孩子身上被做了标记，若非如此，我实在难以相信，会有姑娘被处死，尽管她们确实未曾将自己怀孕的消息汇报给官员。

问题是，神学院明显只会抨击支持堕胎或者认为堕胎不该受到惩罚的堕胎言论。

这并不是实情，换句话说，从那些堕胎言论中，我们是无法得出它们支持女子堕胎的意思的，更有甚者，其实它们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

有人认为，我们是这样推测的，神学院并不会承认下面的看法：神学院基于某种人尽皆知的原因，努力或者说已经做出决定，亨利二世的法律是不可或缺的，就算当前的情况没有发生变化，也一样如此。

所以，他们认为国王不应该改变这项法律。

再加上，支持某种罪行和认为处罚过重或者处罚方式不对，不该用此种处罚方式，而应当用那种处罚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比如，我说我反对处死窃贼，应该改成罚款，征收两倍或者四倍的罚金，就像罗马人做的那样，难道我的意思是支持盗窃？这些事都是寻常事，应该交给大家讨论。

神学院说作者的相关言论是在羞辱君王，神学院说这种话貌似是想栽赃作者。

君主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和修订者，绝不会阻止人们讨论以下问题：为了让过去的一项好法律，更符合人民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加以修正。

如此检验法律，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搁置不够充分的理由，接受足够出彩的理由。

支持在合适的时候，对某项法律加以修正，怎么会损害到国王呢？要知道，修订法律的权限可是在国王手中的。

作者的以上言论就是第十六题的内容，如果它们真的犯了这么多罪责，就像审查报告说的那样，那国王还是法律的制定者吗？他恐怕已经无法用其他刑罚代替死刑了吧。

不然，这些罪名已经在他身上落实了。

如此一来，国王还能自由地行使他的最高权限——立法权吗？在这些事上，我就写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