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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3章 官管与民议（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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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与道（.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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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明末，是天下普通农民无法活下去，在死前做出最后的拚搏，什么道德原则，什么作人标准，都靠边站，能抢到粮食，能多活几天就是原则。

农民起义军不但在当时形势下，不得不发挥抢劫或为恶的一面，只不过农民军的抢劫，与原先盗贼的抢劫，不同之处是被迫的抢劫，原先盗贼是主动抢劫，农民军是无法活时被迫从事抢劫。

农民军在当时条件下，无意识的发挥了恶的一面，在内部管理上，也事实是纵容了为恶的一面发展。

高迎祥，用一切方法反明到底。

张献忠，树立个人权威，不怕比职业强盗更恶的恶名。

李自成，不惜与众将做出原则性的妥协，争取众将支持。

李自成，如果单纯的尊重众将，遇事与众人商量，倒是不错，是民主作风的表现。

问题是李自成也用利益去争取众将，实质上是做出了原则性妥协。

李自成有主观上为自己生存，客观上为天下农民之心。

李自成，与众将妥协，在众将中，有同李自成一样心理的将领，有中间观点的将领，也有贪图个人享乐的将领，在众将的享乐风气下，李自成多少也感染了享乐风气。

如果说职业盗贼是一百步的盗，那么不民军也是五十步的盗贼。

如果说李自成农民军中的右派是五十步的盗贼，中派是二十几步的盗贼，李自成为代表的左派也多少的走出了几步。

李自成军中的众将，是在困难时期需要李自成的意见和带领，在顺风之时，特别是在非战争时期就各行其事，入北京后，是农民军劣性的总暴发。

李自成农民军在北京，众多下级军官的作为无法记载，武将排第一的刘宗敏就把农民军定义为单纯向贪官污吏复仇事业，而大肆索勒钱财，文官排第一的牛金星则把自己当做功成名就的太平宰相来享乐。

农民军在北京的做法，李自成为代表的左派也清楚，那是损坏义军的名声，对建立新朝很不利，但是没有办法，也无法制止，因为是李自成自己一步一步的纵容众将走到这一步的。

原先对坚决抵抗的城市进行屠城时，就有人看出了危害，也无法制止，那时就有人看出了，起义军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其实抢劫的最高水平是后金兵或清兵，李自成军在北京时就军心已散，打一次败战后，不但没有重拾军心，反而恢复初期对官军的流寇主义策略，正满足了清兵夺天下的愿望。

明末的局势，不仅仅是农民求活而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是统治者因为灾年而利益减少而更加激烈的内斗，明末在党争条件下，不但没对能力面对农民起义，也没力量办任何事。

明末社会已经腐蚀得风雨飘摇，清兵只是当时正好有一点力量的外力，其实除了清兵外，还应该有多股力量，也有多种方法建立力量，力量的关键在于组织生产，生产在于打击土匪，恢复秩序。

崇祯由信王府的侍卫力量为基础，发展成为接管天下的力量，是因为适应了天下人求秩序，求太平，求生存的愿望，真正的力量，或真正的太平，需要天下治理的结果。

清朝的歌颂者，后来吹嘘的清初实施了励精图治，其方向是对的，其“励精图治”

的方法则欠缺太多，当时不再是再建立一个封建王朝来等待欧洲人的侵略，而是要恢复先秦的高速发展时期，走出一条中国人的发展之道。

中国之道除了完善管理组织之外，还需对一些必要的的因素发展给以关注，个人争雄，提高个人的生存能力需要，团队合作，发挥整体的力量也需要。

门下院的发展完善，一些省份或一些地方诸侯实行周召共和体制也是为了发展联合因素的一面。

原先的旧明军与后金军比较，后金军能发挥整体优势，明军众将协助不够，被后金军各个击破。

后来新式明军，克服了整体协作不良的一面，战局就由双方士兵的素质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