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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法与人口的关系（第9页）

君士坦丁制定了一项法律[1209]，使得所有地位尊贵的人都受到帕匹亚法禁令的约束——原先的约束范围只适用于元老院。

但是，地位低下者是否受到约束，该项法律没有提及。

当时的法律就是这样。

根据《君士坦丁法》的规定，只有自由民要必须接受上述各种婚姻之禁令的约束。

而更大力改进的查士丁尼则废除了君士坦丁的法律，从此之后，各种人都可以通婚，然而，从中产生的那种自由，是令人悲痛至极的。

拒不结婚显然就是违法，因而要受到同样的惩罚。

违法的婚姻一旦由于妻子死亡而结束，娘家出嫁的钱财[1210]就要被撤销[1211]，因此，对当事人来说，这种婚姻在民事上完全没有好处[1212]。

那些宣布谁是缺乏能力者的法律，其性质基本上是财政性的，而非政治性和民事性的，因为奥古斯都把这种人的遗产和遗赠收入了国库[1213]。

对于沉重的负担，人们本来已经十分痛恨，现在又加深了一步，因为国家财政太过贪婪了。

对这些法律的修正，在提比略掌权时已经成了必然形势[1214]。

尼罗削减了用于奖赏告发者的国库钱财[1215]，图拉真终止了财政上的变相掠夺[1216]，而赛维卢斯直接修改了这些法律[1217]。

法学家们按照这些法律判决时，不再那么严苛残忍，因为这些法律让他们觉得可恶和可恨。

为了减轻这些法律的严酷，几位皇帝还下令，享有夫权、子女权和三个子女权的人，还享有特权。

[1218]这些法律对个人的惩罚，也被这几位皇帝废除了[1219]。

但是，那些涉及公共利益的法规，则保持原来的严酷，也不撤除对个人的惩罚。

按照宗教的要求，维斯塔守护女必须始终忠贞不渝，因此，赋予她们子女权是一个正确的决定[1220]。

同样道理，使不能结婚的士兵拥有丈夫权也是正确的决定[1221]。

按照惯例，有些公民法对皇帝没有约束力，而奥古斯都豁免的两项是解放奴隶的权力[1222]和留下遗产的权力[1223]，就是说，相关法律在这两项上都约束不到他。

这些例外毕竟是极少数。

但在后来，极少数的情况反而使法规得到执行，因为免受约束的范围被无限制地扩大了。

不顾公共事务做事的风气，已经通过某些哲学流派进入罗马帝国。

共和国时期，这种风气的流行程度不可能这么高[1224]，因为那时的每个人都沉浸在对战争与和平技艺的研究中。

这种思想潮流产生了两种想法：一种认为要达到至善的境界，离不开冥想的生活；另一种认为应该远离家庭的关爱和烦恼。

这种哲学所开启的思想，经由后来出现的基督教而固定成形。

帝国与教会僧侣，两者始终保持着某种关系，由此可以推出，基督教把自身的特性传给了法学。

提奥多西亚努斯法典其实只不过是集成了多位身为基督教教徒之皇帝的法令，这一点我们一读便知。

曾有一位作者作词颂扬君士坦丁，[1225]他对君士坦丁说：“消除邪恶和敦化民俗，即是您制定法律的全部目的。

有些古代法律制定出来的目的，似乎只是让天真的人迷乱，为此设下圈套，而如今您已废止这些诡计。”

可以肯定，君士坦丁更改法律的思想动机，或者与基督教的建立有关，或者就是基督教的至善境界。

使主教们拥有权威的法律——在这些法律的基础上，有了教会的司法权——是由第一种思想促成的。

而削弱父权即剥夺父亲对子女财产所有权的法律[1226]，就产生于这些法律。

子女的依赖性已经达到极致，他们总是不充分关注已经确立的东西，因此，克服这种依赖性是宗教传播的必经之路。

那些为了达到基督教之至善境界而制定的法律所废除的，主要是帕匹亚法[1227]所规定的刑罚以及对不婚者和婚后无子女者的惩处。

“似乎是出于人类因自身努力即可不断增多壮大的观念才制定出这些法律，然而人口是增是减，实际是上帝的意愿。”

一位教会史学家[1228]这样说道。

对于人类繁衍，宗教原则影响极大，有可能是激励，也有可能是抑制。

受到激励的例子比如宗教促进了犹太人、穆斯林、波斯的祆教徒以及中国的人口增殖，抑制的例子比如基督教之后的罗马人。

时时处处都存在着关于节欲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