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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如何制定法律（第5页）

听闻在遵行习惯法的地方，有些原告直到宣判三四个月，甚至六个月之后，才提起上诉，查理七世表示[1683]这完全违背了国家的习惯法，于是下令只有在检察官徇私枉法、欺上瞒下[1684]，或者确实存在某些关键、显著理由的情况下，才允许过期上诉，平时只能立即上诉。

这是一项前后矛盾的法令，而且是截然相反，若非如此，也不会有人将上诉时间拖延到三十年之后了[1685]。

按照伦巴第法，穿上教服的女性，就算没有宣誓成为神职人员，也不能结婚[1686]，此项法令说：“一个已用戒指娶了一位妻子的男人，再娶一个妻子属于违法行为，再将上帝的妻子或者圣母娶回家就更不用说了……”

我的意思是，从事实走向虚妄，或者从虚妄走向事实，都不应成为法律中讲理的方式，从事实走向事实才是。

康斯坦丁有项法律，除了主教，其他任何人的证词都不作数[1687]。

这位皇帝想走捷径，审案只看人，且只看地位高的人。

法律应该通俗易懂，即使是寻常人也能充分了解。

法律只是一个家长的朴素的道理，而非艰深的逻辑学。

除非无法避免，否则法律中尽量不要有例外、条件和修订。

一旦有了这些，就免不了要有另外一些。

除非理由充分，否则不要修改法律。

查士丁尼规定，如果订婚已过两年，男方还不肯结婚，女方可以退掉亲事，不仅如此，还能留有嫁妆[1688]。

后来他将此项法律改为，如果男方较为穷困，两年的时限可以延长为三年。

但是，这种事，两年和三年有什么区别，三年比两年好在哪儿了？

如何才能证明一部法律确实是有道理的？首先得保证这些道理和这部法律相配。

罗马有部法律规定，因为盲人看不到法官的衣着，所以严禁盲人辩诉。

这个理由没有任何道理，明显是刻意找的，毕竟有说服力的理由很多。

毕达哥拉斯的数率貌似可以证明[1689]，法学家保卢斯的说法——七个月的早产儿已经发育完好——是正确的。

可是要用毕达哥拉斯的数率作为判案的标准，这不是很奇怪吗？

在法国，某些法学家以国王的王冠是圆形的为理由，要求被国王攻占地区的教会，向国王表示臣服，并接受国王的调派。

在这里，我想探讨的不是国王的权力，也不是公民法或教会法此时是否应该向政治法低头。

我唯一想说的是，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权利，应当用庄重的原则来守护它。

谁见过这种事——某种身份拥有的切实的权利，居然是象征此种身份的物件的形状决定的。

达维拉说，鲁昂高等法院判定查理九世成年时，他才十四岁，按照那时的法律，如果事涉未成年财产权的收回与处置，在计算年龄时必须准确无误，一天都不能少，但如果涉及尊号的交接，那生日一过就算大了一岁[1690]。

这项规定迄今为止并未造成任何弊端，我要做的也不是指出它的错处，我只想说，君王是数以万计的百姓的掌控者，对他来说，一个名号能决定什么呢？所以这位济贫署长的道理是错的。

法律比人更会推理。

按照法国的法律[1691]，在濒临破产的十天内，商人的行为将带有欺骗性，这是法律的推断；按照罗马的法律，察觉妻子通奸却不离婚的男人必须接受处罚，除非他觉得自己未必能赢得这场官司，或者他不怕丢脸，这是人的推断。

法官需要找到诱因，然后宣判，可是支持他得出判决的思考模式并不清晰。

若以推断为判决依据，那法官的裁决将充满偶然性；若以法律为推断依据，法官就能从法律中找到一种稳定的原则。

按照柏拉图的法律，那些因为懦弱，而非不愿受侮辱而选择自杀的人，将受到惩罚，这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以这项法律为审判原则的法官，若无法问出罪犯到底为什么自杀，他将只能自己推断，所以，这条法律是非常糟糕的。

按照罗马人的法希笛安法，无论何时，遗产继承人都能得到四分之一的遗产。

可是与此同时，又有一项法律规定，立遗嘱者有权剥夺继承人这四分之一的遗产继承权。

如此一来，法希笛安法哪还有什么法律效力：立遗嘱者若愿意将遗产留给继承人，继承人也不必请出法希笛安法了；立遗嘱者若不愿将遗产留给继承人，就算继承人请出法希笛安法，立遗嘱者也可以将其驳回。

这是在拿法律寻开心吗？

为防止法律和事物的性质相悖，立法时应严密监控法律的性质。